低所得者更有時休閒

四月十三日，七大工業國（G7）財政部長在華盛頓參加國際貸幣基金（IMF）會議，但主角之一的德國財長施施布魯克（Peer Steinbrück）卻無法出席，《金融時報》稱他缺席的理由是「和家人一起去那米比亞度假，觀察非洲的野生生物。」

德國財長將休閒置於工作之上，可能令習慣「公而忘私」的臺灣人覺得匪夷所思，事實上，這不過是歐洲「閒」多「（工）時」少的傳統：據瑞士銀行（UBS）二零零六年八月公佈的全球〈價格與收入〉（Prices and Earnings）報告，全球勞工一年工作時數為一千八百小時，不含例假日的休假天數為二十天，但歐洲如德國柏林工時僅有一千六百一十一小時，休假長達二十九天：芬蘭的赫爾辛基工時僅一千六百零三小時，休假亦有二十九天；法國巴黎更以一千四百八十一小時為全球工作最短的城市，休假亦達二十七天。

相形之下，亞洲勞工則是最賣命工作的族群，全球工時最長的前五個城市，除了第二名的墨西哥市面上（二千二百六十六）外，其他四個都在亞洲：冠軍南韓首爾（二千三百一十七）、季軍香港（二千二百三十一）、第四名印度孟買（二千二百零五），台灣台北（二千一百四十三）則高居全球第五，若以每天工作八小時計算，台北人每年比全球各城市平均多工作一個月又七天，且全年休假天數（十二天）比全球各城市平均還少八天。

歐美工業國家勞工「錢多事少休閒長」，是工作及家事時間縮短下的產物，據兩位學者在二零零六年二月發表的論文〈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: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〉在爬梳美國統計資料後發現，從一九六五年到二零零三年，男性每週多出六到八小時休閒（來自工作時間減少），女性則每週多出四到八小時休閒（來自家事時間減少），平均而言，這相當於比四十年前多出一年五到十週的休閒，若以二零零三年的工資衡量，這些多出來的休閒價值相當於每人每年五千至五千五百美元。

反映工資與消費力不平等

更值得注意的恐怕是「休閒不平等」現象：在一九六五年，男性高教育者與低教育者每週工作時數都是五十二小時，每週休閒時數也幾乎相同：低教育者一百零四小時，高教育者一百零三小時，女性的情況也大體相同；但到二零零三年這個趨勢有了大幅度變化，高教育者工作時數減少，休閒時數增加的幅度，竟然遠比低教育者要小：男性高教育者每週工作時數減少八小時，但低教育者每週工作時數減少十四個小時，女性也有類似現象。

作者們發現低教育、低所得的人反而比高教育、高所得的人更多休閒時間，他們認為「休閒時間不平等，是工資與消費能力不平等的反面，這顯示傳統人們以為工資高必然快樂的看法不能反映事實全貌。」換句話說，所得高者成天碌碌不休，所得低者終日好整以暇，究竟誰較快樂恐怕很難說。

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學家藍思博(Steven Landsburg)在網路媒體Slate.com撰文「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」稱，若各國因人民間的所得不平等，把所得重分配政策視為理所當然；則是否也休閒不平等，考慮採用「休閒重分配」政策？「把那些『櫻櫻美代子』的普羅大眾集合起來，強迫他們為那些休閒較少而較不幸的有錢鄰居打掃廚房。」只不過這樣一來，這些低所得者就變成「無錢又無閒」，恐怕又比起之前更加不公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