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十三日,七大工業國(G7)財政部長在華盛頓參加國際貸幣基金(IMF)會議,但主角之一的德國財長施施布魯克(Peer Steinbrück)卻無法出席,《金融時報》稱他缺席的理由是「和家人一起去那米比亞度假,觀察非洲的野生生物。」
德國財長將休閒置於工作之上,可能令習慣「公而忘私」的臺灣人覺得匪夷所思,事實上,這不過是歐洲「閒」多「(工)時」少的傳統:據瑞士銀行(UBS)二零零六年八月公佈的全球〈價格與收入〉(Prices and Earnings)報告,全球勞工一年工作時數為一千八百小時,不含例假日的休假天數為二十天,但歐洲如德國柏林工時僅有一千六百一十一小時,休假長達二十九天:芬蘭的赫爾辛基工時僅一千六百零三小時,休假亦有二十九天;法國巴黎更以一千四百八十一小時為全球工作最短的城市,休假亦達二十七天。
相形之下,亞洲勞工則是最賣命工作的族群,全球工時最長的前五個城市,除了第二名的墨西哥市面上(二千二百六十六)外,其他四個都在亞洲:冠軍南韓首爾(二千三百一十七)、季軍香港(二千二百三十一)、第四名印度孟買(二千二百零五),台灣台北(二千一百四十三)則高居全球第五,若以每天工作八小時計算,台北人每年比全球各城市平均多工作一個月又七天,且全年休假天數(十二天)比全球各城市平均還少八天。
歐美工業國家勞工「錢多事少休閒長」,是工作及家事時間縮短下的產物,據兩位學者在二零零六年二月發表的論文〈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: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〉在爬梳美國統計資料後發現,從一九六五年到二零零三年,男性每週多出六到八小時休閒(來自工作時間減少),女性則每週多出四到八小時休閒(來自家事時間減少),平均而言,這相當於比四十年前多出一年五到十週的休閒,若以二零零三年的工資衡量,這些多出來的休閒價值相當於每人每年五千至五千五百美元。
反映工資與消費力不平等
更值得注意的恐怕是「休閒不平等」現象:在一九六五年,男性高教育者與低教育者每週工作時數都是五十二小時,每週休閒時數也幾乎相同:低教育者一百零四小時,高教育者一百零三小時,女性的情況也大體相同;但到二零零三年這個趨勢有了大幅度變化,高教育者工作時數減少,休閒時數增加的幅度,竟然遠比低教育者要小:男性高教育者每週工作時數減少八小時,但低教育者每週工作時數減少十四個小時,女性也有類似現象。
作者們發現低教育、低所得的人反而比高教育、高所得的人更多休閒時間,他們認為「休閒時間不平等,是工資與消費能力不平等的反面,這顯示傳統人們以為工資高必然快樂的看法不能反映事實全貌。」換句話說,所得高者成天碌碌不休,所得低者終日好整以暇,究竟誰較快樂恐怕很難說。
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學家藍思博(Steven Landsburg)在網路媒體Slate.com撰文「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」稱,若各國因人民間的所得不平等,把所得重分配政策視為理所當然;則是否也休閒不平等,考慮採用「休閒重分配」政策?「把那些『櫻櫻美代子』的普羅大眾集合起來,強迫他們為那些休閒較少而較不幸的有錢鄰居打掃廚房。」只不過這樣一來,這些低所得者就變成「無錢又無閒」,恐怕又比起之前更加不公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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