濟貧比抗暖更造福人類

濟貧比抗暖更造福人類

溫度上升的危害，暖化論者說得頭頭是道，但對抗暖化究竟得花多少資源？效益是否大於成本？是否還有更能造福人類的事？暖化論者卻甚少提及，本欄最後一個全球暖化系列就來探討這個暖化論者「環保懷疑論者」、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副教授隆柏格（Bjorn Lomborg），2003年號召一群經濟學家（包括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得主）成立「哥本哈根共識」（Copenhagen Consensus）， 該組織基於「資源有限，若我們不能每件事都做，該先做哪件事？」將全球各類問題排序後，結果最不需優先處理的正是氣候變遷問題。

哥本哈根共識認為，運用全球有限資源，最優先要做的好事是預防各種傳染病，如艾滋病防治計畫預計花費二百七十億美元，可避免在2010前多出二千八百萬名新患者，其效益將是成本的四十倍，隆柏格稱這計畫是「全世界所能做出的最佳投資」。

其他優先要做的好事包括解決營養不良問題，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因日常飲食缺乏鐵、碘、維他命A等營養素致病，若將資源用於解決此問題，也可創造極大效益；或將資源拿來建立自由貿易體制，每年可為全球帶來二兆四千億美元利益；不然也可拿這筆錢來消滅瘧疾，提供蚊帳或治療藥物只花一百三十億美元，但其效益可達成本五倍。

哥本哈根共識將氣候變遷排在最後，是有為他們認為做這件事效益不佳。事實上減少各國排放溫室氣體的京都議定書，隆柏格計算每年執行成本達一千五百億美元（提供全球十億窮人缺乏的干凈水源只花兩百億美元），而且只能把溫度升高往後延六年。

延後六年升溫要花一千五百億美元

加拿大安大略奎夫大學（University of Guelph in Ontario）經濟學家Ross Mckitrick也表示，京都議定書每減少一單位排放溫室氣體的成本（邊際成本）是呈指數性增加，但邊際利益（如果有的話）是呈線性增加，所以不論從什麼角度看，即使是最小規模的減排，所消耗的社會成本也會比效益還要大。

據世界銀行今年四月公布「世界發展指標」（WDI），全球每日生活費不足兩美元的有二十六億人，這些貧困人口面對的最重要問題，並非全球暖化，而是死於一些只要投入經費，就很容易預防的疾病。和對抗暖化這種「成本確定，報酬不明」的投資相比，隆柏格問：「我們是否能用不同的投資為世界做更多事情？」

2006年十月底英國經濟學家史登（Nicholas Stern），在鼓吹各國對抗全球暖化的報告中稱：只要每年花全球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的一%、富國GDP的一.八%對抗全球暖化，就能避免未來GDP二○%的損失，看似成本低廉，但劍橋大學經濟學家Partha Dasgupta卻提醒：這個數據已是全球每年國際援助的七倍！

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（Thomas Schelling）也說，依賴農業的開發中國家會受到氣候變遷加大影響，以開發國家與其每年花大錢對抗溫室效應，讓開發中國家可以在五十年後受惠，那何不把這筆錢直接來援助開發中國家，讓它們盡早躋身已開發國家而不用再「看天（氣）吃飯」？

在「京都議定書」問世不久，牛津大學經濟學家Wifred Beckerman就曾批評，為了一百年後人類的福祉，就讓現在的人們揹上沉重的負擔，實在沒道理，更何況一百年後的人類比現代人還要富有、收到氣候影響程度更小。在暖化論者極力鼓吹對抗暖化的必要性時，或許更應該說服大眾，為何要用有限資源來做這件效益不確定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