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8月14日星期四

階層流動不再美國需要社福藥方

■ 馬丁沃夫專欄

高所得國家怕得不均與昌俱增,全球化是主要禍首嗎?這個議題的辯論結果可能決定美國是否會繼續對貿易採開放態度。萬一決策者無法想出回應高招,最後或許只能眼睜睜看阻隔進口的保護高牆豎起,不管這麼做有什麼好處。

所得不均加劇,成保護主義溫床

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(Fed)主席柏南奇(Ben Bernanke)日前發表一篇很具啟發性的演說,內容即點出上述議題。他的分析可總結出三大原則:「經濟機會應盡可能廣泛分配、盡可能均等公平;經濟結果不見得須有齊頭式平等,但應和每人經濟貢獻呈正比;面對最險惡的經濟結果,人應有權獲得某種保險保障。」

重點在於這些原則能否套用在今日現實,尤其是不均現象日趨顯著的此時,此一問題也就越顯得急切。因此柏南奇指出,過去三十年增加的所得似乎並未公平分配:「就實質數據來說,所得分配百分級距第五十級的所得在一九七九到二○○六年間增加約11.5%。同期第十級的薪資僅增加4%,而第九十級的薪資增加了34%。」

近期發表的幾份分析報告發現,所得分配處於金字塔頂端的族群,其所得增加幅度尤其可觀。同樣值得注意的是,自一九八○年代之後,企業獲利占國內生產毛額(GDP)之比率大幅躍升。

有此證據,自然不名衍生出另外三個大問題。這是真的嗎?是什麼原因造成所得不均程度提高?若有應對辦法,該採取什麼行動才是?

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比很多人想的複雜。例如華府回圖研究所(Cato Institute)的雷諾茲(Alan Reynolds)就表示,以所得稅收為研究基準,則稅制改變及邊際稅率降低一定會無可避免的影響研究結果。同樣的,企業獲利占GDP之比率大幅躍升之前,曾在一九七○年代大幅下滑,而薪資占GDP之比率下降似乎也未形成長期趨勢。

技術決定薪資,惡性循環禍首

現在再看第二個問題。柏南奇提到了三個標準的假設性答案:偏向技能屬性的技術變遷;由最具才幹者贏者通吃的市場;人口遷徒,以有慶全球化資本市場裡聰明玩家可以攫取的報酬。

柏南奇的結論符合一般觀點,而且在我看來,這裏觀點大致正確。「全球化之於所得不均,影響其實不大,幾乎可以肯定其重要性不如偏向技能屬性的技術變遷。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格瓦第(Jagdish Bhagwati)一直如此認為,而且論點極具說服力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芬斯特(Robert Feenstra)最近發表一份研究報告,其內容即支持這種論點。芬斯特教授指出,美國製造業非技術勞工相對薪資其實略有上升。一九八○年代,這類勞工就業機會還曾同步上揚。

一般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其中關聯。按常理,墨西哥很多不具特殊技能生產類勞工,其相對薪資應會上升,而美國同一屬性勞工薪資則會相對下降。這表示技術變遷是較合理的解釋。此外,芬斯特教授注意到另一個可能,即價值鏈從上到下不同工作的專業分工產生了新的機會,並由此提高技能勞工的需求,不僅貿易關係中的富國如此,窮國也如此,不過此一實證證據依舊顯示,技術變遷還是比羅關鍵的影響因子。更重要的一點是,長期而言,實質薪資多寡主要取決於生產力高低。而這點幾乎可以說是開放對經濟最大的貢獻。

英、美世代間流動及北歐國家

若有應對辦法該採取什麼行動才是?乍看之下,若能依照柏南奇的原則行事,根本不用擔心所得不均加劇。可是這反應錯得厲害,原因有二:第一,所得不均加劇將降低機會均等實現的可能;第二,失去工作必須為此付上更大代價,令人更加不平,也更無法接受。

或許有些意外,但證據顯示美國、英國的世代間流動(inter–generation mobility)小於北歐國家,甚至不及德國。若要合理解釋,應是父母的相對貧窮會反映在孩子的教育成就上。所以所得不均加劇直接影響到柏南奇第一項原則實現的可能。同理,商業環境越是競爭、企業與國內勞工之間越是缺乏認同,企業就越無能力或意願提供健保或退休金。

一國的傳統若多由企業主提供社會保險,則就業機會縮減、企業關廠停業所造成的傷害也就越難平復。結果保護主義就順勢興起以抵抗市場動作力量,政治正確、師出有名。

基於以上兩項原因,目前的趨勢不修正,柏南奇所謂的三大原則將不復存在。未來有兩種可能的發展:一種是堅持人是獨立個體,必須自立自強,現在這任的美國政府,依我看應該已經是這波保守浪潮的發展極致;另一種發展是創建一種不破壞努力誘因的支援系統,此一系統必須包括至少兩項元素,即為弱勢族群提供更多的教育基金(最理想的狀況是同時利用民間資源)以及全民健保。左派也會希望提高最低工資、提供所得者充裕津貼。

我不是建議美國擁抱歐洲全面干預的愚行。但若美國政府不以充裕資源提供公共服務,可能無法再維持這個充滿活力、對外開放、有階層流動機會的社會。看似矛盾,但一點也不矛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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