階層流動不再美國需要社福藥方

■ 馬丁沃夫專欄

高所得國家怕得不均與昌俱增,全球化是主要禍首嗎?這個議題的辯論結果可能決定美國是否會繼續對貿易採開放態度。萬一決策者無法想出回應高招,最後或許只能眼睜睜看阻隔進口的保護高牆豎起,不管這麼做有什麼好處。

所得不均加劇,成保護主義溫床

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(Fed)主席柏南奇（Ben Bernanke）日前發表一篇很具啟發性的演說，內容即點出上述議題。他的分析可總結出三大原則：「經濟機會應盡可能廣泛分配、盡可能均等公平；經濟結果不見得須有齊頭式平等，但應和每人經濟貢獻呈正比；面對最險惡的經濟結果，人應有權獲得某種保險保障。」

重點在於這些原則能否套用在今日現實，尤其是不均現象日趨顯著的此時，此一問題也就越顯得急切。因此柏南奇指出，過去三十年增加的所得似乎並未公平分配：「就實質數據來說，所得分配百分級距第五十級的所得在一九七九到二○○六年間增加約11.5%。同期第十級的薪資僅增加4%，而第九十級的薪資增加了34%。」

近期發表的幾份分析報告發現，所得分配處於金字塔頂端的族群，其所得增加幅度尤其可觀。同樣值得注意的是，自一九八○年代之後，企業獲利占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之比率大幅躍升。

有此證據，自然不名衍生出另外三個大問題。這是真的嗎？是什麼原因造成所得不均程度提高？若有應對辦法，該採取什麼行動才是？

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比很多人想的複雜。例如華府回圖研究所（Cato Institute）的雷諾茲（Alan Reynolds）就表示，以所得稅收為研究基準，則稅制改變及邊際稅率降低一定會無可避免的影響研究結果。同樣的，企業獲利占GDP之比率大幅躍升之前，曾在一九七○年代大幅下滑，而薪資占GDP之比率下降似乎也未形成長期趨勢。

技術決定薪資，惡性循環禍首

現在再看第二個問題。柏南奇提到了三個標準的假設性答案：偏向技能屬性的技術變遷；由最具才幹者贏者通吃的市場；人口遷徒，以有慶全球化資本市場裡聰明玩家可以攫取的報酬。

柏南奇的結論符合一般觀點，而且在我看來，這裏觀點大致正確。「全球化之於所得不均，影響其實不大，幾乎可以肯定其重要性不如偏向技能屬性的技術變遷。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格瓦第（Jagdish Bhagwati）一直如此認為，而且論點極具說服力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芬斯特(Robert Feenstra)最近發表一份研究報告，其內容即支持這種論點。芬斯特教授指出，美國製造業非技術勞工相對薪資其實略有上升。一九八○年代，這類勞工就業機會還曾同步上揚。

一般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其中關聯。按常理，墨西哥很多不具特殊技能生產類勞工，其相對薪資應會上升，而美國同一屬性勞工薪資則會相對下降。這表示技術變遷是較合理的解釋。此外，芬斯特教授注意到另一個可能，即價值鏈從上到下不同工作的專業分工產生了新的機會，並由此提高技能勞工的需求，不僅貿易關係中的富國如此，窮國也如此，不過此一實證證據依舊顯示，技術變遷還是比羅關鍵的影響因子。更重要的一點是，長期而言，實質薪資多寡主要取決於生產力高低。而這點幾乎可以說是開放對經濟最大的貢獻。

英、美世代間流動及北歐國家

若有應對辦法該採取什麼行動才是？乍看之下，若能依照柏南奇的原則行事，根本不用擔心所得不均加劇。可是這反應錯得厲害，原因有二：第一，所得不均加劇將降低機會均等實現的可能；第二，失去工作必須為此付上更大代價，令人更加不平，也更無法接受。

或許有些意外，但證據顯示美國、英國的世代間流動（inter–generation mobility）小於北歐國家，甚至不及德國。若要合理解釋，應是父母的相對貧窮會反映在孩子的教育成就上。所以所得不均加劇直接影響到柏南奇第一項原則實現的可能。同理，商業環境越是競爭、企業與國內勞工之間越是缺乏認同，企業就越無能力或意願提供健保或退休金。

一國的傳統若多由企業主提供社會保險，則就業機會縮減、企業關廠停業所造成的傷害也就越難平復。結果保護主義就順勢興起以抵抗市場動作力量，政治正確、師出有名。

基於以上兩項原因，目前的趨勢不修正，柏南奇所謂的三大原則將不復存在。未來有兩種可能的發展：一種是堅持人是獨立個體，必須自立自強，現在這任的美國政府，依我看應該已經是這波保守浪潮的發展極致；另一種發展是創建一種不破壞努力誘因的支援系統，此一系統必須包括至少兩項元素，即為弱勢族群提供更多的教育基金（最理想的狀況是同時利用民間資源）以及全民健保。左派也會希望提高最低工資、提供所得者充裕津貼。

我不是建議美國擁抱歐洲全面干預的愚行。但若美國政府不以充裕資源提供公共服務，可能無法再維持這個充滿活力、對外開放、有階層流動機會的社會。看似矛盾，但一點也不矛盾。